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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支撑与引领关乎国计民生

    ——国务院参事、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访谈录(一)


      【刘燕华简介】




      刘燕华,河北邯郸人,1950年4月18日出生。中共党员。1976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1977年在北京市农科院土肥所工作。198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历任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历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1995年9月至1997年5月历任地理所所长、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副司长(正司级)、科学技术部农村与社会发展司司长。2001年11月起,任科学技术部副部长、党组成员。2009年11月受聘为国务院参事。


      刘燕华同志长期从事资源环境方面(土地、脆弱生态、资源环境的研究,青藏高原、横断山区考察)的科研、管理以及国际科技合作,是我国资源环境、气候变化领域科技方面具有较大影响的专家之一。并从事创新方法、资源环境、绿色发展、风险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和科技管理工作。拥有编、专著30余部,在国内外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50余篇。现任创新方法研究会理事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主任、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风险管理理事会(IRGC)顾问、当代绿色经济研究中心科技顾问等。


      时间:2018年8月8日
      地点:航天神舟艺术中心录播室
      专访对象:刘燕华
      访问人:《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


      访谈人:我们知道,您曾是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学家,调任国家科委(科技部)不久后主要从事农村科技管理,随后您主持和参与了“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纲要”的组织和制定工作。您能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当时的背景和制定的过程吗?


      刘燕华: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是改革开放40年科技方面的见证者。我是1978年恢复研究生考试、招考的第一批研究生。


      我是1978年考研,研究生毕业之后就分配到了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只在一线搞研究,搞的是资源环境生态建设这些研究。1997年,国家科委说需要一些科技人员参与到科技管理之中去。那个时候科委就和科学院商量,希望科学院派一些学术兼管理型干部到国家科委工作。这样我就从中国科学院被派到了国家科委,我也从科学研究的岗位转岗到了科技管理工作岗位。我当时也比较犹豫,我说我搞研究已经轻车熟路了,搞管理嘛,我还是比较生疏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作为科学院的派遣干部到了科委工作。从1997年到国家科委,到2009年年底离开国家科技部(国家科委于1998年3月撤委设部改为国家科技部。编者注)的工作岗位、领导岗位,我在科技部前后工作了13年。这13年,我经历了多次科技制度改革和管理体制改革。今天,我只谈谈1997年到2009年我在科技部工作期间,所经历的关于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几件大事件。这些事件每一件都关乎国家科技的发展,关乎国计民生,对我一生都是重大的影响。


      前面提到了,我是1997年由科学院调到科技部工作的。1998年,我担任农村与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农社司(农村与社会发展司的简称。编者注)承担农村科技、社会发展可持续相关方面的科技管理工作。那段时期,我们承担了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由科技部组织制定“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因为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农业的发展已经出现了转型。当时农村实行的土地承包制虽然还在发挥作用,但是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再想上一个台阶,就已经出现了困难,有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开始出现下滑。而这个时候已经有很多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出现的一些土地撂荒的情况也频频曝光。同时还有一个原因是,由于农民对科学技术掌握的普遍较少,能掌握的科学技术也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农村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个“瓶颈期”,发展开始出现了困难。这些因素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发展正处于一个亟待转型的时期。但是农村经济要转型靠什么来支撑呢?靠科技。只有科技才能真正支撑起农村经济的发展。


      我记得随同科技部主管农社司的邓楠副部长参加了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相关部委的一些司局长也参加了这次常务会议。这次会议是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主持的。温家宝同志在会上与我们着重探讨了农业下一步发展方向的问题。邓楠副部长就重点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谈了对农村发展的思路,包括如何通过科技推动农业上一个台阶,例如机械化、规?;??;褂幸桓鼍褪峭ü蒲Ъ际跆嵘夜┮翟谟?、品种改良方面的整体水平;而在调整农业结构方面,邓楠同志也谈了很多具体思路。温家宝同志非常赞赏邓楠同志的意见。他对邓楠同志说:“你是科技部的,农业科技的工作,要求科技部和农业部等各个部门共同来抓。你要考虑一下,农业科技应该朝哪个方向走。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要走对路?!蔽录冶ν驹谡飧龌嵋樯厦魅犯贾昧巳挝?,他对邓楠同志说:“你们科技部要把这个问题抓好。具体任务就是科技在下一步如何为农业发展做出贡献?如何推动农业发展?”邓楠副部长回来之后,很快就部署了相关调查研究工作,安排了大量的人员进行调研,重点研究在我国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科技部门和专家讨论后一致认为,新的时期应该有一个“农业科技发展纲要”,以这个纲要作为农业科技发展统领。确切地说就是要做好一个整体规划,提出农业科技发展的基本方向和框架。这个基本方向和框架经过若干次调整,一次次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最后明确为“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纲要”??萍疾课俗耪倏说匙榛嵋?。部党组明确指出,“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纲要”绝对不能由科技部内部来做,应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讨论下一步的农业发展方向。既要有大政策的协调,也要有国内和国际的全面考虑,同时重在落地。也就是说,这个“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它决不能是纸上谈兵,而是要把这些纲要的思想、纲要的行动,落到实处,能够落地,能够真正带动农业的发展。于是科技部就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包括国家有关的部委、地方、农业高等院校、农口的大院大所等等。当时这个覆盖面之大,涉及面之多,应该说涉农的各行各业、方方面面,能参与的都参与了。


      这个纲要的制定也是改革开放后第二轮农业改革部署。第一轮就是八十年代实行的土地承包制。那时是以农民自我经营为主。那么第二次的这个改革,就是从小农经营的模式逐渐向规?;?、集约化经营这个新的生产方式去转换。当时我们也召集了有关部委部门的同志一同来讨论。各个部门的同志都很兴奋,他们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要确保粮食安全。大家有一个共识:任何一个大国,它都有两个基本要素不能丢,一个是农业,决不能丢,不能放在别人(手里);一个是制造业;这是一个大国存在的根本。当时我们正在做的农业部分就是这“两个根本”之一,我们也觉得特别有使命感。于是我们就开始组织调研,向各个部门征求意见,问大家有什么想法?当时邓楠副部长也明确指示,要求我们的做法要有所转变。不能盲目地去设定一个方向,而是应该先总结现在存在的问题,再从问题着手。邓楠同志还指示我们要广泛开展调研。后来我们就开始向各有关部委,主要是农业部、林业局等,包括有关大学教授、中国农业科学院的研究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当时我们到地方调研,就只谈一件事,你们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想法?这样的调研整整进行了有半年之久。


      调研阶段结束后,我们把所有问题进行了梳理。邓副部长的思想是,我们把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解决了,就是朝前迈进了一步。我们把问题梳理完之后,大家就开始进行分析,如何解决好这些困难和障碍?有些需要从技术上解决,有些需要从管理上解决,有些需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于是我们就做了一个“农业科技发展纲要”的提纲。这个提纲做完之后,我们就提交到部委会去汇报、讨论。邓楠副部长就这个问题也专门谈了她的一些想法和思路。党组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后,认为时机已基本成熟,决定正式启动“农业科技发展纲要”编制工作。


      在“纲要”启动过程中,我们仍然继续深入调查研究。当时的确也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条块的关系问题,有些事情由农业部主管,有些部分由林业局主管,还有的涉及到海洋啊、环保啊,等等,都各有各的职能。如何把各种各样的职能融在一起,都放进纲要里,会产生很多争论。有的部门希望在“纲要”里增加它的职能,有的部门则可能想把增加的新内容转到它的部门。这样又有了很多争论。这个事情可不能和稀泥,必须是积极协调,使各有关部门充分理解最终达成一致性意见。但不管怎样,我们当时坚持一个整体的原则,这就是邓副部长指示我们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要形成系统合力,形成一个大系统,站在国家大纲要的角度考虑问题。因为国家就是一个大系统,只有各个元素都发挥作用,才能实现系统有效、系统最优。假如过分强调部门的作用,过分强调个体要素的张扬,那可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消极影响。我们按照这种思想,每当出现了矛盾的时候,我们就用“系统思想”去跟大家解释,最后实现了一种大家之间的默契,许多问题不争执就能解决。这是一个方面。


      原则、方向定好了,就可以共同来推动了。我们在推动过程中就开始组织撰写整体纲要。当时我们组成了一个很强大的班子来做。当时在做纲要的时候,我们的工作环境是相对封闭的。白天讨论,晚上修改,连轴转。几乎是每天一稿,工作量非常大。集中工作一段时间后,大家再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回去考虑一段时间,继续分工编写,写完之后再集中讨论。就这样,集中、分散,分散、集中,反复研究,这才完成了初稿。


      “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初稿完成后,我们认为不能只考虑专家写作组的意见,还要进一步征求中央有关部委的意见。所以我们把初稿送到各个部门,初稿中也列上了撰稿人和参与专家的名字。因为专家成员中也有来自各部委的同志,也可以反映他所在部门的一些想法。我们就通过这种形式,逐一地、反复地征求了各个部门的意见,最后根据征求到的意见再进行修改?!芭┮悼萍挤⒄垢僖本褪窃谡庋姆捶锤锤?、紧锣密鼓中完成的,大家神经都绷得很紧。前后用了一年的时间,“农业科技发展纲要”终于定稿了。


      “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制定后,就要在全国部署?!案僖敝贫热皇歉鞲霾棵诺墓彩?,那就要再通过各个部门、通过会议的形式再继续深化。在2001年1月15日,中央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科技大会。这个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农业科技大会。中央各部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出席大会并作了讲话?!爸泄┮悼萍挤⒄垢僖庇纱苏酵菩?。


      中国农业科技大会召开之后,科技部又组织了一次世界农业科技大会。当时几十个国家的农业科技部长都来参会,大批国外各个领域的农业专家都来参加。应该说这次大会是世界农业科技领域的一次盛会?;嵋橹饕致哿耸澜缗┮捣⒄沟拇笄魇坪褪澜缗┎访骋椎任侍?,也同时谈到中国农业科技发展的问题。


      在这两个大会召开完之后,科技部也开始根据“农业科技发展纲要”全面促进我国农业的转型。这里面包括几项具体的工作。其中一项是加强农业科技。农业科技包括种子、土壤改良、施肥灌溉、农药化肥等,这些都是在当时的“纲要”里提出来的。此外还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些问题,为的就是加强科技力量,希望能够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其中还有一个内容就是进行集约化经营。在我的印象里,这是农业科技发展纲要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国的农民数量很大,土地有限。土地承包制之后,在一定时间内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你想再往下推动,那就需要规?;?。当时就提出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理念,让许多农民能够联合在一起,通过良种选育、合理分工,减少劳动量,提高生产效率,这是我们通常说的集约化经营。当时我们认为,农业的合作,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力,解放生产力,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从田头里解放出来,有机会到城市打工,得到另外的收入。


      访谈人:请您谈谈我国早期“农业科技园”建设的相关情况。


      刘燕华:“农业科技园”这个在今天看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在当时却是也是一件大事。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就会发现,在当时提出“农业科技园”的概念,在很多人看来几乎不可想象。因为那时我国农业基本都是以小农经济为主。而农业科技园是大规模的,它需要政府来协调,土地也要重新整合。而且土地承包制这种产权制度不能变,以后的土地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要分离,科技部要做这个事,就打破了我们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那种体制和机制。


      “农业科技园”的建设道路是很艰难。当时我是农社司的司长。我们第一次向部党组汇报如何推动农业科技园的相关情况就没有成功。党组领导说,你们的这个方案根本实施不了,整个措施不力。我们虽然心情很沉重,但并没有气馁?;氐剿纠锫砩暇蜕桃榇耸氯绾问凳?,聚集各方面专家研究,并主动联络其他部委商榷此事。


      “农业科技园”是我国农业发展的一个长远方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上推行“农业科技园”可能不太现实?!芭┮悼萍荚啊弊魑窈?0年、20年持续发挥作用的产物,如何用当下的语言、当下的形式来诠释“农业科技园”10年、20年后的模式呢?我们当时也很困惑。但是,如果讨论的方案不成熟,就不能把这个方案拿到部务会上讨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农业科技园”工作停滞了一段时间来寻求答案。


      我们认真领会党组意见,反复研究“农业科技园”具体方案的可行性,参考国外的做法和经验。我们突然想起在做“农业科技发展纲要”时,邓楠副部长说过的一席话:“做纲要之前要先找问题,把问题找清楚了,纲要就可以有的放矢”。我们顿时豁然敞亮:“农业科技园”计划陷入停滞状态,不也是要先找出问题症结吗?所以我们变换思路,第一步先确定“农业科技园”的性质:首先,这个“农业科技园”既不是小型的合作社,也不是美国那样的大农场。,先否定,再肯定。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农业科技园”下定义了。


      方向对了,思路就越来越清晰。中国的“农业科技园”应该是什么?是中国新型农业现代化、集约化,是科技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基地、一个群体,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芭┮悼萍荚啊辈桓谋湎钟行灾?,但是要改变管理方式,在运作的体制机制上要有所调整。这是中国实现规?;?,实现粮食自给,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新模式。


      第二次汇报,得到了部委会的肯定。


      接下来就是如何去推动。我们也考虑到,“农业科技园”仅由科技部一家推动是不够的。因为“农业科技园”不只是科技部的一家的事情。我们一方面反复研究,一方面积极与各个部委商榷,农业部、林业局、海洋局反应也很热烈,都表示愿意与科技部联合起来推动现代农业的进程,并为此成立了农业科技园推动办公室,着手在全国部署“农业科技园”。


      我们还考虑到,推动“农业科技园”,不能仅由中央各个部门来决定,应该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哪些地方有这个积极性?哪个地方能够落实监控、协调、组织?当然地方政府首先要认同这种体制机制,并且愿意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去组织、建立这种创新模式。我们当时与各地在讨论中都感觉这个思想很受地方政府欢迎,他们非常愿意去尝试这种方式。所以后来我们就选择了那些比较有积极性的地方开始运作第一批“农业科技园”。


      建立第一批“农业科技园”之后我们也去进行了实地调研考察。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到成片成片、一望无际的温室大棚,园区的农业种植结构全都改变了,农业经济得到了很大拉动。


      随着第二批、第三批的“农业科技园”建立,现在我们到农村去,经常都能看到醒目的“农业科技园”的标志,有的标明是国家级的,也有的标明是省级的,还有的标明是地市级的。事实表明,“农业科技园”有效地显示出了农业规?;?、集约化经营的“两个效应”,区域农业科技总体水平迅速提高,生产效率和土地亩产出率迅速提升到了较发达水平,为有效地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已经产生了很好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农业科技园”的发展表明,一方面,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另一方面,国家是一个整体系统,各个部委之间的通力合作密不可分。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是我们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根基,而农业科技则是这个根基的最有力保障。


      访谈人:在您担任科技部领导期间,开创性地建立了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科技特派员”成为服务农业的一支生力军,为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请您介绍一下“科技特派员”的相关情况好吗?


      刘燕华:“科技特派员”制度其实并不是从科技部“发明”的,是由基层产生的一种农业科技服务体制机制的创新。最早是由福建省的南平市率先建立。为什么说这是一种体制和机制的创新呢?这事儿还得从2003年时任南平市委书记李川说起。当时的南平市农村和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也还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农民分散经营。由于当地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多,出现了很多土地撂荒的现象。生产水平也上不去,甚至一些农村地区还出现了一些返贫现象。针对这种情况,时任南平市市委书记李川(后升任福建省副省长)就决定让部分科技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到基层去服务,解决基层的实际问题。当时,这件事情只是南平市在本地区实施,我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


      2003年春,全国科技大会即将在北京召开,会上需要选择了一些地方典型代表发言。在选择典型发言的时候,科技部就发现了这个事情,最后确定由南平市市委书记李川同志在全国科技大会介绍南平“科技特派员”情况。这是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第一次在全国浮出水面。


      我当时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听完他的发言之后我非常激动:这是农业科技体制改革的又一进步??!而且地方党委和政府的实践表明,农村“科技特派员”工作是一个很好的农村科技服务机制??萍疾坑Ω猛贫庀罟ぷ?,并力促形成农村“科技特派员”制度。为此,科技部很快就展开了调查研究。如何来推动“科技特派员”制度呢?毕竟是个新事物,科技部要推动这个新机制,难以避免地会遇到一些问题。


      首先,“科技特派员”制度与农业体系现存的“七站八所”在业务上是有冲突的。我们让科技人员到基层为农业和农村服务,但县市区农业局已经有了种子站、农机站、农技站等与农业相关的“七站八所”,这些都隶属于农业部门的垂直体系。农业部在这个体系中已部署了很多人。那么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和他们是什么关系?“科技特派员”不(能)抢人家的饭碗??!


      第二个问题就是,“科技特派员”凭什么到基层去?“科技特派员”有着自己的工作岗位,有的是高等院校的教学人员,有的是研究院所的研究人员,还有一些是企事业单位人员,如果直接下沉到基层,一是可能耽误了他的时间;二是他的技术也要转移到农村去。他要写文章、做研究嘛。我们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个问题一时也不好解决。


      所以,“科技特派员”一出现就遇到了当时的这两个突出矛盾。


      我们首先分析了当时农业部门部署的“七站八所”的实际状况。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分析清楚,再通过“科技特派员”制度补充它的不足。这是我们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则。调研结果显示,有一些地区的“七站八所”基层体系维持得还算不错,但是对于大部分地区而言,在土地承包制之后,农村基层科技体系已经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很多地方的这些机构实际上处于瘫痪状态,“七站八所”人员流失现象严重;而有的机构人员技术水平不足无法满足当地农村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了当地政府的一个财政负担。那么这个问题就有意思了:既然那么多“七站八所”基本功能都已经失去了,我们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就在某种程度上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这个事情又遇到第二个问题困扰,就是科技特派员到基层去为农业服务,可不可以合理取酬?这个事情很快也有了答案:劳动付出就应有相应的回报。我们提倡“雷锋精神”,但是不能用“雷锋精神”来要求所有人变成“雷锋”??萍继嘏稍备冻隽诵晾?,是应该得到一些市场回报的。这属于正常的劳动所得。我们认为福建省南平市的经验就很好,南平市的科技特派员下乡之后,可以停薪留职。事实上,科技特派员直接深入到农村,帮助农民和农业企业解决问题,农民和企业是愿意付给合理报酬的?;褂幸恢帜J绞峭ü牍膳┐搴献魃绲男问交竦孟嘤Φ幕乇?。我们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科技服务作为劳动的组成部分,可以得到正当的市场回报。


      这也是我们通过“科技特派员”制度实现的两个突破。一是有效地补充了当时农村服务体系弱化的情况;二是科技特派员通过劳动可以得到一定的市场回报。这两个关键的环节,也就是我们体制机制的突破。


      经过深入研究之后,因为我们要从科技部进行推动,第一步要向科技部党组汇报。在向党组汇报的时候,也是有一定争议的。第一个争议是认为“科技特派员”这个名称太土了。但是我们认为,福建省南平市的实践证明,“科技特派员”在农村深入人心,而且它还有一种特殊含义,那就是政府支持企业把党的关怀送到了农村基层、送到了农民的手里。


      第二个争议是关于“体制机制”问题,还有收入问题。当时还有一种意见是,“科技特派员”这种体制虽然有所突破,但是不宜推广。南平市这么做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国家部委,这么宣传是不太符合现行规定的。我们向党组作了解释,并说明第一步还只是作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来推广。就这样,经科技部党组授权,科技部就着手推动“科技特派员”工作,并以南平市作为试点市。


      当时,部党组成员、科技日报原社长张景安同志当时还在担任科技部体制改革与政策法规司司长。景安同志认为“科技特派员”制度是科技体制改革的一个典型事件,比较具有代表性。于是,景安同志就组织了政策体改司的同志调研了南平市“科技特派员”工作,并为“科技特派员”工作的可行性和合理性提供了更多的佐证,积极主张推动“科技特派员”制度。


      许多省市自治区科技厅厅长也到南平市实地调研“科技特派员”工作??吹交钤驹谔锛涞赝返摹翱萍继嘏稍薄钡墓ぷ魇敌?,厅长们坐不住了。他们说,“科技特派员”这种体制和机制,非常值得我们探索和总结。很快,“科技特派员”制度在很多省区迅速建立起来。随着这项工作的不断深入,许多省区将“科技特派员”纳入了科技厅、科技局工作计划,在项目上给予支持,在经费上给予扶持,使“科技特派员”这一制度自觉地落到了实处。


      “科技特派员”在科技部受到了密切关注和大力支持。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总结西北“科技特派员”经验,邓楠同志听了以后就对我说:“你的‘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不是也可以在西南地区做个试点???”当时按照分工,邓楠同志负责西南片区,而我负责西北片区。邓楠同志看到西北地区“科技特派员”工作有声有色,成效不错,于是主动跟我提出了这个要求。


      后来有一次在云南召开科技工作会议,邓部长让我也去参加。我当时想,只有我去还不够,很多细节了解得还不够,不如把南平市市委书记还有西北地区参与“科技特派员”工作试点的省科技厅厅长都一起请到会上“现身说法”。果然,西南片区的几位科技厅厅长也坐不住了,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很快,“科技特派员”试点工作在包括广西自治区在内的西南各省也展开了。


      这一制度在我国西南地区顺利推广后,我和邓楠同志一起向时任部长徐冠华同志汇报了具体情况。徐冠华部长听完汇报后当即作出决定,批准“科技特派员”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为此,科技部还专门出台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动“科技特派员”制度的通知,国务院还转发了这个文件。至此,“科技特派员”制度正式确立。


    摄制:北京神舟航天文化创意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编辑制作:《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
    特别赞助:广东新媒体产业园
    摄像:芦旋
    设计美编:孙昕彤
    文字整理:郝世琦 ?赵九州 ?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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