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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幸逢春晖路  我以我心荐轩辕

    ——中国科协原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齐让访谈录(一)


      【齐让简历】




      齐让,汉族,山西朔州人,1950年10月出生,中共党员。1969年6月参加工作;1975年12月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1990年7月毕业于中科院研究生院管理科学专业研究生班,工程师。


      1981年11月——1985年03月,任国家科委二局、新技术局、工业局干部;

      1985年03月——1986年06月,任国家科委办公厅秘书;

      1986年06月——1987年03月,任国家科委工业技术局综合处副处长;

      1987年03月——1992年12月,任国家科委工业技术局(工业科技司)综合处、新材料处处长;

      1992年12月——1995年09月,任国家科委工业科技司副司长;

      1995年09月——1998年08月,任国家科委条件财务司司长;

      1998年08月——1999年06月,任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副司长(正司级);

      1999年06月——2001年12月,任科技部发展计划司司长;

      2001年12月——2004年01月,任科技部办公厅主任;

      2004年01月——2005年02月,任科技日报社社长,科技部党组成员;

      2005年02月——2006年05月,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

      2006年05月——2011年06月,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

      2008年03月一一2013年03月,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2011年05月,被授予中国科协荣誉委员;

      2013年03月至今,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


      时间:2018年9月28日

      地点:航天神舟艺术中心录播室

      专访对象:齐让

      访问人:《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


      访谈人:齐主席好!我们了解到您在改革开放不久就进入国家科委工作,在国家科委(科技部)工作长达23年之久。其中,您曾先后担任国家科委工业司副司长、条件财务司和科技部计划司司长,是国家科技经费管理部门的负责人。我们想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齐让:今年是改革开放40年。1978年的3月18日对科技界来讲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央召开了科学技术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的讲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号召实现“四个现代化”。到今天40年过去了,我们从“科学的春天”、“科教兴国”到现在提出要建设创新型国家,不论是对科技来讲,还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来讲,我认为这里面包含了几个依靠关系,“科技依靠创新、创新依靠人才、人才依靠环境、环境依靠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循环。


      我是1981年调入国家科委二局的新材料办、1982年初正式到国家科委工作的。我刚刚到国家科委的时候,我们新材料办的任务,主要是要给国防军工配套,当时是国家科委负责新材料的研制。军方提出所需型号后,从常规兵器一直到航空航天所需要的所有新材料都需要靠我们自己来解决,这些新材料是很难从国外引进的。我们负责小批量的研制,国家计委、经委国防司负责大批量的生产。国家科委、经委、计委,我们三个部门联合起来落实这项工作,共同满足国防工程的需要。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是科研经费和研究所需的仪器、设备。毫不夸张地说,我在清华大学进行科研工作的时候,我们的部份仪表,我们所有需要的工艺装备,好多都是从以前废旧的仪器里找出来又重新组装的。这样简陋的条件对于当时而言,我们并没有其他苛求。一心想的就是把上级交办的任务完成好。那个时候,我们总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办法总比困难多。也正是靠着这种精神,虽然遇到了那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科研人员还是想方设法地克服了种种困难,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各种任务。所以我认为,无论是中国科技也好,还是其他领域也好,我们都是靠着这样的精神,一点一点成长、壮大起来的。


      我从最初的二局到工业技术局,再到条件财务司、计划司,这些年中,主要参与了有关科技项目、计划规划和科研经费的相关工作。1995年,我任国家科委条件财务司司长;1998年,又改任计划司司长。在这两个综合业务司任职前后6年的时间里,我们国家的经费情况,总体都比较紧张。当然,从当时的客观条件来看,我们国家的科研经费一直都很紧缺。国家经济基础总体就差嘛,谁都知道穷家难当。不可能拿出太多的钱来支撑科研开发。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全国的科研经费全部算下来也就只有53个亿。而且这53个亿全部来源于中央财政拨款。那个时候,企业和市场还根本就无法在科研经费安排上发挥作用。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利润的企业都是要上缴国库的,自身资金也非常紧张。相当于我们当年只能用53个亿来支撑我国这么大的一个“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指在科学技术领域,为增加知识总量,以及运用这些知识去创造新的应用进行的系统的创造性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三类活动。编者注)投入。


      鉴于现实情况,科研投入长期不足的情况一直持续了20多年。这种情况的转折点确切地说应该在2000年。此前我国“R&D”投入一直在我们GDP总值的0.5%-0.7%之间徘徊。在2000年的时候,这个比重上升到1%。1%在当时相当于896亿。我觉得从投入上来讲,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当时我已经调任计划司工作。在做“十五规划”前期研究时,科技部组织力量对“R&D”投入情况做了清查,也就在“十五规划”中,科技投入第一次被列入科技规划的目标,特别是列入到了国民经济规划的大指标里。这在过去是没有的。而2013年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当时“R&D”投入在我国GDP中的所占比例达到了2.08%。据统计,2017年,我国包括企业研发投入在内的“R&D”总投入已达17500亿元人民币。作为曾任国家科技经费管理业务部门负责人,对此我感到非常振奋!因为一国“R&D”投入是一个国家科技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更是一国科技发展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


      访谈人:我们注意到,您是国家“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作为这“三大计划”的亲历者,可以请您为我们谈谈当年的一些情况吗?


      齐让:关于国家三大“科技计划”,这还得从我调到国家科委工作时讲起。我刚开始调到国家科委时,我们的领导是方毅同志。方毅同志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作为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同志对国家科委的布局和基础产业领域科技工作特别的重视。之后是宋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朱丽兰主任、徐冠华部长。三大计划的布局是始于宋健主任,接力棒一任接着一任干。三个计划各有一分管副主任,大家称为司令。已故的杨浚同志是"星火"司令,已故的李绪鄂同志是"火炬"司令,朱丽兰同志是“863”司令。


      我们科技口的同志们都对“两把火”很感慨、很有感情。我认为,“星火”、“火炬”对促进我国的科技与经济结合作用突出,意义重大。关于第一把火“星火计划”,我想其他领导同志都讲得已经比较多了,为了避免内容重复,这部分我就不多讲了。星火计划”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助力我国的乡镇企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弱到强,最终异军突起。它所发挥的作用、所创造的成就彪炳青史,令人回味无穷。因为“星火计划”参与的领导和同志们比较多,我相信我们其他领导肯定会讲得很深入、很细致。因为参与过的同志们都对这段过往充满了创业的激情和豪迈,一生都无法忘怀!


      我想讲一讲的是我们国家科委的第二把火——“火炬计划”。当时,“火炬计划”的前期准备工作一直都由工业科技司负责落实。很多参与过“火炬计划”创建工作的同志都记得在当时的工业科技司还有一块牌子叫“火炬办”(即“火炬计划办公室”。编者注)。当时我任工业司综合处处长,对我来说也同样充满了深厚的感情。我记得那是在1987年的事情。工业科技司委派我和条件财务司的马锡冠处长、研究中心的王珂共同执笔“火炬计划”第一稿。根据国家科委的规划,当时的“火炬计划”主要有三大任务。哪三大任务呢?第一个任务是火炬项目。国家科委一开始就将“火炬计划”定位在瞄准高新技术的成果转化,以此区别于乡镇企业和农业色彩越来越明晰的“星火计划”;第二个任务是孵化器。但当时不叫“孵化器”。因为国内绝大多数人不了解企业“孵化器”是做什么的,还有人只单纯从字面上去理解,一听说“孵化器”脱口而出的问:是不是“孵小鸡”的?这在当时常常闹笑话。为了防止被误解,国家科委在确定名称时把孵化器命名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第三个任务就是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个当时除了让很多人感觉到一种神秘色彩的同时,确实是一打眼就知道这是一个政策区域,这是提升国家经济与科技产业发展总体水平的“大计划”。


      由于当时在这两个计划的推动过程中所获得的财政资金比较少,当时的企业发展大部分都需要依靠科技贷款来支撑。因此,我认为这“两把火”事实上就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结合的产物。特别是作为“火炬计划”核心载体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更具备这个显著特征。2018年,是国家“火炬计划”实施30周年。30年来,国家高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发展过程的艰辛自不必说,但是更重要的是其所展现出来的活力和发展强劲势头,充分说明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的巨大推力,也彰显了国家“火炬计划”的正确性和先进性。


      今天我还想说说“863计划”。这个计划是我国高技术研发的一面旗帜。我们的各级媒体对国家“863计划”宣传得比较多,可以说在科技界深入人心。很多人一提到“863计划”就不由得肃然起敬??杉飧黾苹夜呒际醯姆⒄?、前沿技术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推行“863计划”的过程中,我曾担任过多年的“863联办”(即“863”联合办公室的简称。编者注)副主任,后来也曾以计划司司长的身份兼任联办主任。


      在整个“863计划”推行的过程中,我就讲一件小事。有一个镍氢电池项目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项目是朱丽兰副主任亲自抓,我是具体执行、协调者。那个时期,不论是国家科委高技术领域还是新材料领域,镍氢电池是国家科委各司局都非常重视的一个项目。因为这个项目对我国电池产业的巨大影响,镍氢电池项目被我们大家戏谑为“小电池,大产业”。我记得当时我们组织了几家研究单位共同负责这个“863计划”项目。我至今还记得,当时分工是电池研究方面专业性非常强的电子部18所牵头负责科研攻关;包头稀土研究院负责解决材料问题;南开大学则分工负责镍氢电池的机理形成及材料研究。正是因为有了这几家单位的强强联合,我们以邀标的方式竞争,最后决定在广东中山建立了中试基地。这个基地的规模初步定为年产50万只镍氢电池。这个规模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非常大,以至于让我们很多人都捏了一把汗。现在回想起来,这几家联合推动镍氢电池项目的单位,其实就是一个产学研紧密结合的范例。当时我去和质检部门谈了产品同步研究标准问题,这也是首次联合同步研究制定了镍氢电池国家标准。从这个项目案例,我们可以看出,“863计划”解决了许多产业“从无到有”的问题,也解决了我国很多重要产业领域的创新驱动问题。当然,企业、产业的“从小到大”,还是要借助市场和各方面的力量。实践证明:“三大计划”的实施,对我国科技的发展、对科技力量凝聚、对市场与计划的结合、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确确实实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访谈人:您也是“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工作的重要参与者之一。请您回顾一下这方面的相关情况。


      齐让:回顾“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之前,我先说说“十五科技规划”。在制定“十五规划”时,正值国家规划计划体系改革,所以没做中长期,只做了一个“十五规划”,放到国家计划体系里叫做“科技专项规划”。


      这个计划期限是2001~2005年,是本世纪第一个五年计划。是科技部和发改委联合制订,由邓楠副部长和张国宝副主任牵头,我和马德秀司长具体负责?!笆骞婊钡闹饕毕滓皇堑笔碧岢隽艘桓鲋傅挤秸?,叫创新产业化?!按葱虏祷币还舶酱笕挝?,一个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一个是支撑、发展产业。二是“R&D研发”投入强度指标和人力指标都列入到规划的目标里。因为过去我们都只是在具体措施时,才会涉及到资金投入的内容。所以在当时,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非常坚持,设定国家规划的目标,其中必须有预计投入的数值。没有投入哪儿有产出呢?那么投入具体指什么?最重要的是人力,其次是经费,有了这些才能有产出。


      “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实施周期从2006年到2020年。由温家宝总理、陈至立国务委员领导,徐冠华部长任办公室主任、邓楠副部长任办公室副主任,我任综合组组长。非常有幸参与了这个规划的制定工作?;毓说笔钡那樾?,“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是2003年从非典期间起步的。当时,我们召集了30多位专家和科技部机关工作人员集中在科技部专家公寓办公。当时向部里要了一条政策: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人由我来点名。当时我点了有关司局的副处长、处长的名,请他们一起来做这个工作。在工作正式开始前,我们预计这项工作大概需要两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要求参与人员要有长期作战的思想准备,要把这项工作视为一个工作岗位,不能有“临时”思想。当时向部党组要了这个岗位“特殊”政策。事实表明,这么做是对的。这对于我们抽调参与这项工作的骨干也是一个负责任的交待。


      关于这个规划,我们前期工作研究提出工作方案,相继组织了近2000名专家,用了整整两年时间。这两年里,我们所有同志都一直本着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态度从事这项工作?;毓防纯?,我认为这个规划中非常关键的一条是当时研究团队的判断能力,基本准确地判断出了我们的科技当前在国内、国际上处于什么位置?只有我们清楚了自己的定位,才能准确地知道该如何设立下一步的目标。当时,根据各国的科技发展情况,将世界的科技定位划分为五类:第一类,科技核心国。这个科技核心就是美国。我们承认美国是全球科学中心;第二类,科技强国。经过研究分析,我们承认德国等是此时期全球科技强国;第三类,科技大国。包括法国、俄罗斯;第四类,边缘化国家。我们老老实实把中国与印度、巴西放在了“边缘化国家”范畴内;第五类是其他国家。


      此时,中国在第四类。


      关于“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令我印象极其深刻的还有它的“16字方针”: “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特别是自主创新还是技术引进,经过讨论、大会辩论,在论辩中明确了自主创新。这16字方针,即便是放到现在,都还依然具有引领性。而在前瞻性规划目标中,则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将2020年进入创新国家行列作为一个目标。现在这个目标也进入到中央文件里,十九大的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了这个目标,又提出到2035年,中国要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要建成世界科技强国。


      今天就这个机会,我还想分享一个细节——我们在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过程中,第一次去向温家宝总理汇报工作。家宝同志说,他最关心两件事:一个是要凝练出一个指导方针;另外一个是要凝练出一些重大专项。结果表明,这两件事我们基本都完成了。而且完成得很好!


      关于重大专项,当时我们一共列出了16个重大专项??萍疾恐饕芾淼?0个项目中,基本上还都是“民口”的,组织对这些重大专项也做过评估,基本上是每年一次或者隔年一次,由我来担任评估总体组的组长。


      在评估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关于国家创新体系。因为在原来的规划中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由五个方面组成——这就是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国防创新、区域创新和中介机构创新,在这个体系中,我们没有回答体系的组成要素。我认为,它应该由四大要素组成。一个是创新主体,这个争议不大。我们的企业、研究机构、大学、中介机构(包括各类社会组织)、政府,都是创新主体;第二个是创新资源。创新资源都包括什么呢?一个是人力,一个是经费。过去我一直用信息这个概念来解释这一内容,现在大家都讲大数据,大数据其实也是一个创新资源;第三个是创新机制。创新机制其实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一定要有的竞争和激励机制。那么对应的,我们也要有相应的评价和监督机制。我认为这四个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是创新环境。创新环境里面包括软环境和硬环境。软环境包括法律、政策、公民的科学素质等等,这些都是软环境?;褂幸桓鍪怯不肪?。我们国家的硬环境情况相对要好一些。


    摄制:北京神舟航天文化创意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编辑制作:《中国新技术新产品》杂志社

    特别赞助:广东新媒体产业园

    摄像:芦旋

    设计美编:孙昕彤

    文字整理:郝世琦  赵九州  周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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